一线救援日记 | 到火神山第四天，体温37.7℃
3月19日 晴 武汉雅斯特酒店
口述：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风贺
有些事，现在看云淡风清，当时内心却惊心动魄。比如，我到火神山医院焚烧医疗垃圾的第四天傍晚，体温37.7℃。
因为参与研发的垃圾焚烧车被指挥部调至火神山医院，我于2月22日44岁生日那天，应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征召，自驾来到武汉，而团队其他12位成员已于一周前赶到。（报道链接：我，是南京师范大学王风贺）
我们“十三太保”分为几个小组。我所在的火神山小组有6个人，大家每天进入火神山医院，把装着医疗废弃物的垃圾桶拖运到焚烧车边，取出成袋的医疗垃圾塞进焚烧炉，再钻进控制室里操作设备喷油、点火，焚化，让病毒随着医疗垃圾在1100度高温中灰飞烟灭，避免垃圾转运带来的传播风险。因为每天接触可能沾染新冠病毒的高危医疗垃圾，我们穿着防护服，戴着护目镜和手套，每天多次进行严格消杀，丝毫不敢大意。
26号傍晚七点半回到住地，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生态研究所的邓绍坡给每个人量体温作记录，测温枪对着我的额头一打，三十七度七。他一报这个数字，我顿时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了，头脑一片空白，心怦怦乱跳，这是低烧的临界值，我发烧了？我感染了？我意外了？
大家安慰我先别慌，过一会儿再量量。我马上意识到，要离这些弟兄远一些，千万别传染给他们。
回到自己的房间仍然心慌意乱。这才来工作第4天啊，是不是意外来得太快了？胡思乱想着，感到额头上护目镜压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，一照镜子竟然起了水泡，心里更慌了。
第一反应是检查手机里的几张工作照片，仔细检查看看纰漏出现在哪里，避免十二位兄弟出现同样的问题。第一张是笔记本上的工作日记。到达武汉当天夜里，我躺在床上想着明天即将投入战斗，既兴奋又害怕。兴奋的是可以亲自在火神山医院检验多年的研究成果，怕的是自己缺少医学防护知识，无法应对病毒的挑战，内心难免忐忑，于是起身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话：
23日凌晨3点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，还是留下几行文字，以备不时之需，禇大姐麻烦了。
……
渡江胜利纪念馆，有我太多的不舍，我的家，我的儿子，我的信仰。如果火神把我留在了这里，请书记代我照顾我中考的儿子，就说我这里一切安好。学心理的，您懂的！
禇大姐是我们学院的禇惠萍书记，心理学专家。这算是我的绝笔，万一出现最坏的状况，我就把图片发送给她。这个时候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人，每天晚上我们都视频通话，那天怕他们看到水泡，我谎称摄像头坏了，只通了语音，担心他们听出异常，我尽量用轻松的语气，说的是全是家常话，真没想到故作轻松会那么费力。
水泡怎么办？拍照的邓绍坡立即联系了武汉当地的志愿者团队，希望他们能提供一套面屏给我，以免第二天护目镜压到水泡。当地志愿者回复，外地运来了4吨挂面，他们正在人工卸货，卸完货就送来。
就这么心神不宁地等着，快十点的时候量了一下体温，已经降到37度，心里稍稍松了口气。
晚上10点多，志愿者联系我。我下楼一看，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面包车边，她告诉我，送来了10套防护服、4个护目镜和面屏、一盒乳胶手套，还有10瓶按压喷雾型的消毒液。这么多东西，都是救命的物资啊，我当时特别感动，对她说：“太感谢你了。”
她说：“你说反了，应该我说谢谢。你来保护武汉，我们来保护你。”这句“保护”在武汉常常听到，但是每一次都让人特别温暖，然后鼓起勇气。这些志愿者，冒着危险出来服务，他们同样是了不起的英雄。
上楼之后，我才想起来还不知道她的姓名，交接时离得远，我也没仔细地看看她。电话打过去，她说：“我的名字不重要，如果你愿意记，就请记得我是志愿者，我是武汉人。”
温暖像电流一样布满全身。为了保护火神山医院里的环境安全，为了保护这样的武汉人，拼了！
说来奇怪，作好了最坏的打算，那一夜反而比平时睡得还踏实。
第二天早上一量体温，36.5℃。警报暂时解除了，可是问题出在哪里了呢？辗转联系到省人民医院驰援武汉的感染管理处副处长陈文森教授，他告诉我，水泡是护目镜压迫形成的面疮，它在发作的时候使额头温度变高。我回忆了一下，头一天天气比较凉爽，适合干活，不像前几天气温高，需要不时取下护目镜擦拭雾气，那天我连续戴了10个小时护目镜，才出现了面疮。
那是我头一次听说压疮的事。原来如此，虚惊一场，也让我真实体验到感染者内心的恐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因为没有药物，我只用酒精为伤口消毒，志愿者送来的面屏比较宽大，不会压迫伤口，因此面疮一天天好起来。
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是，火神山医院出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留下的垃圾袋上清楚地写着几科几区。其实焚烧这类垃圾风险最大，里面不仅有被褥、饭盒、喝水的杯子，甚至还有电饭煲，尤其是把一包膨松的垃圾塞进炉口时，挤出的空气可能有带着病毒的气溶胶，很危险。但是看到这样的垃圾我们仍然会开心，因为数字背后意味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逃过一劫，又一位患者康复出院，即将和亲人团聚。
随着武汉当地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的提升，我们在火神山医院的应急处置工作于3月14日结束了。“十三太保”陆续从各个应急处置点上撤下来，会合在一起。我们都进行了核酸检测，所有人都是阴性，这是最圆满的结果。
现在，我们一边在一家工业危废处理厂帮助调试设备，一边在等待全部任务完成后的返程。空闲时间，我们13个人凑在一起，用互相问答的形式，写成一本叫《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焚烧处置70问》的实用手册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这个月底就能在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出版。
如今，我的额头仍然留着一道深色的印记，它是火神颁给我的勋章。这道印记可能会很快褪去，但武汉生活会成为我生命里无法磨灭的印记，就像这场疫情会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头的印记，见证着我们国家经历过的苦难和体验过的伟大。
图文来源 | 交汇点新闻
整理：交汇点记者王宏伟